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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袍之外醫學教育臨床教學role model教師節

學生就是老師的影子:教師節前,談談醫學教育裡的 role model

教師節前重新回頭看臨床教學:學生學到的不只有老師說出口的知識,也會帶走老師每天示範的態度、判斷與權力使用方式。病人同樣是重要的臨床老師,而一位好的典範,必須經得起「學生照著做十年」這個問題。

台灣醫院教學場景中,一位臨床教師與年輕醫師在病房外討論病情
情境示意圖(AI 生成),非真實臨床照片。

教師節快到了,也讓我重新想到醫學教育裡一個很重要的問題:臨床教師究竟留給學生什麼?

我們談臨床教師,通常先想到帶學生或住院醫師的主治醫師。把範圍放大,病人、家屬與標準化病人,也都會參與一位醫師的臨床學習。很多重要的醫學教育並不發生在講堂,而是在病房、門診、會診與一次次互動裡完成。

我一直很重視典範(role model)這件事。醫學教育的系統性回顧顯示,學生會從教師身上學習臨床能力、教學方式與個人特質;正向與負向的典範都可能留下影響。[1]

而我自己常常想到一句話:

學生就是老師的影子。

如果一位老師帶過很多學生,只有少數學生後來出現問題,我們當然會回頭看學生本身的因素;但如果同一個訓練環境裡,許多學生反覆出現相似的行為模式,除了問「學生怎麼了」,我也會想問:

「他們一路看見的是什麼?」

學生一直在看,包括老師沒有打算教的事

一位好的老師除了會替學生著想,也要記得自己隨時都可能成為學生眼中的典範。

老師怎麼看病、怎麼寫病歷、怎麼和其他同儕共事、怎麼形成決策、遇到錯誤時怎麼處理,學生都在看。老師嘴上說病人安全最重要,學生也會觀察老師在忙碌、被打斷、意見不同時,實際做出什麼選擇。

Cruess 等人提醒,role modelling 同時包含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學習;臨床教師若能把原本隱性的思考說出來,讓學生知道自己為什麼這樣做,典範學習才比較有機會被看懂、被反思。[2] Hafferty 所談的 hidden curriculum(潛在課程),也提醒我們正式課程之外的制度文化與日常行為,會參與醫師專業身分的形成。[3]

所以 role model 令人敬畏的地方在於:好的示範會被學走,沒有被察覺的壞習慣也可能被一起帶走。

學生學到的,往往包含老師沒有打算「教」給他的東西。

「你照著做就對了」已經不夠

現在的臨床教師其實不好當。

我不太認同把現在的學生簡化成「比較不耐操」「目無尊長」。在合理的要求下,我遇到的學生多半願意學,也願意付出,更願意接納別人的見解。只是他們比過去的我們更常反問:「為什麼要這樣做?」

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改變,同時也讓傳統上階級分明的臨床現場與職場氛圍悄悄發生了質變。

在比較強調階序與權威的教育文化裡,我們很熟悉幾句話:「你照著做就對了。」「我經驗很多,不會害你。」「以前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。」

這些話可能出於善意,但老師的善意不能取代解釋

如果學生長期得到的答案只有「因為我是老師,所以你照做」,他可能學會服從,卻沒有真正學會這個決定背後的判斷方式。教學如果再混入羞辱、貶抑或情緒壓力,學生更可能不敢提問、不敢說自己不知道,也不敢表達不同意見。回饋研究顯示,學習者是否感到心理安全,會影響他們願不願意暴露自己的不足、提出問題與參與真正的對話。[4]

現在的臨床教師需要多做一步:把理由講清楚,也要反過來問學生「你看到了哪些線索?」「如果資訊改變,你會不會改變判斷?」「如果你不同意我的做法,你的理由是什麼?」

這裡還有一個很難拿捏的尺度:要求很高,卻沒有說明、支持與可以求助的空間,學生感受到的可能只剩壓力,甚至是習得無助(learned helplessness);一路降低要求、該糾正的地方也選擇放過,學生可能完成了訓練,卻沒有把基本功真正學起來。尊重學生的自主思考,和守住專業標準可以同時存在。老師要做的,是讓學生知道哪些地方可以討論,哪些地方牽涉病人安全與專業責任,必須清楚面對。

我也因此越來越覺得,現在的教學關係不能只靠「我是老師」取得正當性。學生願意接受要求,往往也需要知道這個要求如何連到病人的利益、團隊合作或自己的專業成長。當理由說得清楚,要求才有機會從外在命令慢慢內化為學生自己的判斷。

臨床教學要留下的,是學生有一天能自己做出有理由的判斷

老師示範給學生看的,也包括如何使用自己的權力。

還有一群常被忽略的老師:病人

除了正式的臨床指導教師,我覺得醫學教育裡還有一群很重要的老師:病人。

我們本來就應該以病人為師。

我常告訴住院醫師與實習醫師,穿上白袍、踏進醫院後最初接觸的病人、自己接的第一個會診、第一次自己做出的臨床判斷,往往會留下最深的印象,同時也會影響接下來的行醫生涯。

病人讓課本上艱澀的醫學專有名詞變成真實而具體的臨床樣貌,也讓學生理解一個人生病的經驗如何和家庭、工作、價值觀交織,這也是全人醫療教育的核心價值。早期文獻回顧已整理出病人直接參與醫學教育、擔任教師與評量者的多種形式,學習者也常肯定這種學習經驗。[5]

第一次犯錯後有沒有人好好指出問題?第一次做對時有沒有人告訴他哪裡做得好?這些「第一次」的體驗都會影響學生怎麼理解臨床工作。

好的回饋需要修正錯誤,也要幫助學生辨認值得保留下來的判斷準則;透過一連串的回饋,學生才有機會逐漸建立一種安全感:面對不確定,我可以思考、可以求助,同時也可以在被督導的情況下慢慢承擔責任。

第一次學會怎麼面對不確定,可能比第一次記住正確答案更長久。

如果學生照著我做十年,我還願意嗎?

教師節前夕,我不太想問「我教會了學生多少知識」。

我更在意的是:

學生從我身上看見了什麼?

如果學生就是老師的影子,那麼站在教學位置上的每一天,都在留下某種示範。老師當下的一個選擇,可能跟著學生走進往後的門診、病房,甚至再被他帶給下一代。

兩週前,我在院外參加台灣福爾摩沙經方中醫學會的課程,主題是《傷寒論》兩大流派的點評。講到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與南京中醫藥大學陳亦人的學術傳承時,我特別有感觸。這兩位經方大家的學術地位,並不單單來自自己的實力;更重要的是,一代代學生延續了他們的學術思想與臨床思維,把老師的臨床見解發揚光大。等到學生在學術上有所成就、影響深遠,大家回過頭來才發現:「噢,原來他們的老師是劉渡舟、陳亦人。」那天講師說了一句話:「學生有名,老師才跟著沾光。」

所以我也一直提醒自己:

「我今天示範給學生看的這件事,如果他照著做十年,我還會覺得這是一個好的示範嗎?」

對我來說,這大概就是成為臨床教師最需要持續自我提醒的一件事。

我的老師教我的事

我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 R3 那年,我還在接受中醫內科專科醫師訓練。那時我替住院病人開藥,因為自己的疏失,少開了兩味活血止血的藥。等到後來要打病歷時我才發現,但藥已經送上病房了。

我還在想要怎麼跟病人說明,我的臨床指導老師就親自打電話來,告訴我應該怎麼做,也提醒我,如果照我原本準備的講法去說,可能會造成哪些問題。從那之後,我一直記得這件事可能帶來的影響。

回頭看,老師留給我最重要的資產,除了臨床經驗的傳承,還有醫病溝通時的用字遣詞。他用身教與言教,陪我走過每一個可能犯錯的時刻,甚至在錯誤發生之前就先預見,及早把它攔下來。


延伸閱讀

參考資料

  • [1] Passi V, Johnson S, Peile E, Wright S, et al. Doctor role modelling in medical education: BEME Guide No. 27. Med Teach. 2013;35(9):e1422-e1436. PMID 23826717
  • [2] Cruess SR, Cruess RL, Steinert Y. Role modelling—making the most of a powerful teaching strategy. BMJ. 2008;336(7646):718-721. PMID 18369229
  • [3] Hafferty FW, Franks R. The hidden curriculum, ethics teaching, and the structure of medical education. Acad Med. 1994;69(11):861-871. PMID 7945681
  • [4] Johnson CE, Keating JL, Molloy EK. Psychological safety in feedback: What does it look like and how can educators work with learners to foster it? Med Educ. 2020;54(6):559-570. PMID 32170881
  • [5] Wykurz G, Kelly D. Developing the role of patients as teachers: literature review. BMJ. 2002;325(7368):818-821. PMID 123764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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